构建内外联动新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

在全球格局深度调整、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更加注重“韧性”与“质量”的新阶段。国内需求结构升级、技术迭代加速、产业链重塑等趋势交织在一起，使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”不仅成为宏观战略，更成为影响企业选择与制度创新的现实逻辑。尤其是“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”，其核心并非简单的内向或外向转向，而是通过做强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，形成具有强大吸附力与辐射力的“引力场”，进而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方式。

一 国内大循环是牵引国际循环的基础与前提

“国内大循环”不是封闭循环，而是以内需为战略支点，以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为骨架，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的开放型循环体系。只有当内部循环足够顺畅、市场空间足够广阔、创新要素充分涌流时，才能对全球产业资本、技术与规则产生实质性影响力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中国最为独特的资源之一，14亿人口构成了层次多元的消费结构，从基本民生到高端定制，从数字服务到绿色产品，为企业提供了持续试错、快速迭代的大舞台。这种高频、海量、多样化的需求，天然催生出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成本控制能力，使“中国制造”在全球供应体系中长期保持竞争力。

与此完整而配套的产业体系、日益健全的基础设施网络，以及港口 航运 物流等领域的规模效应，构成了国内大循环的硬核支撑。当企业能够在国内完成从研发 设计 制造 物流到服务的闭环运作时，就能以更高的效率参与国际分工，将国内形成的能力溢出为全球的公共产品。换言之 国内大循环越稳健 国际循环的参与度与主导权就越高。

二 从“市场吸引力”到“规则塑造力” 内需扩展如何牵引国际循环

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，首先体现在对全球资源要素的重组与吸附上。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、持续升级的消费结构，使中国市场在汽车 智能终端 文娱健康等诸多领域成为跨国企业的“必争之地”。当某一产品或技术如果无法适配中国消费者的需求，就很难在全球维持规模优势。市场决定配置 规模塑造标准，企业为了充分进入这一市场，往往会在中国布局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，参与本土创新生态，从而推动技术路线 产业标准与服务模式在全球的再平衡。

更为深层的牵引力体现在规则与标准层面。以新能源汽车为例，中国在电池 管理系统 充电接口及运营模式等方面，通过大规模市场应用推动一系列技术迭代，不仅形成完备供应链，而且逐步在充电设施 安全标准 能耗指标等领域提出可被国际广泛采纳的标准方案。当国内标准建立在高质量和高可信度之上 就天然具备外溢性，从而推动国际循环围绕“中国产能 中国标准 中国方案”重新配置。

三 产业链重构中的双向互动 倒逼国内循环提质升级

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，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全球竞争压力。相反，越是立足国内市场，越需要在更高层次对标国际规则与技术前沿。当前，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“区域化”与“韧性化”的重组，一些国家推动“回流”“友岸外包”，在某些环节对中国形成挤压。对此，国内大循环并非以“替代全球”为目标，而是通过关键环节补链强链 高附加值环节提质升级，在全球产业链中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与主导力。

例如，在高端装备和工业软件领域，一段时间内国内在核心算法 工业操作系统和高端传感器方面相对薄弱，但在超大市场需求牵引下，一批本土企业依托国内场景实现了快速成长。钢铁 石化 汽车等传统产业通过“工业互联网+智能制造”改造，形成大量可复制 可输出的系统解决方案，既提升了国内产业的数字化水平，也以整体方案的形式进入“一带一路”等国际市场。国内需求越是呈现复杂多样的场景 越能逼出系统集成式创新进而转化为对国际循环的整体方案输出。

四 案例视角 以国内循环牵引国际循环的实践路径

以数字经济为例，中国在移动支付 电商平台和城市服务数字化方面，依托庞大的用户规模和丰富的使用场景，形成了极强的“网络效应”。移动支付的普及率 服务便捷度与技术安全性，使其不仅成为国内居民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，也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数字金融建设的重要参考。多家中国企业将支付技术与风控方案“出海”，帮助当地完成跨境电商平台搭建与普惠金融探索。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以内需场景锤炼出的成熟模式 反向牵引国际数字贸易与金融服务的形态演变。

再以高铁和轨道交通为例，国内大规模基建投入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和工程体系，使成本控制 工程质量 运维能力显著提升。随后在东南亚 中东 非洲等地的高铁与城市轨道项目中，中国方案凭借价格 速度与技术综合优势获得广泛采用。可以看到，大量在国内实践中打磨过的工程标准 安全规范和运维体系，已经成为项目打包输出的一部分。国内大循环孕育的工程能力与制度安排 不再只是“产品输出”而是“体系输出”直接改变了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区域互联互通格局。

五 制度型开放与要素流动 国内国际循环的深度耦合

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，不能仅停留在贸易和产业层面，还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要素流动。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，不只是打造“低关税 高便利度”的贸易空间，更是在投资准入 金融开放 数据跨境流动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，进行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接的制度创新。这种创新首先服务于国内大循环，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，同时也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 透明 可预期的制度环境，增强其在华投资与合作意愿。

在金融领域，资本项目开放与风险可控之间的平衡尤为关键。通过本币结算 跨境支付系统和债券市场开放等安排，一方面提高了国内企业在国际结算中的自主性，降低对单一货币体系的依赖；另一方面也为境外资金参与中国债券和股票市场提供了安全渠道。当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度 广度与稳健度同步提升时 就能为全球资金提供新的风险对冲和资产配置空间 反过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资金支撑能力。

六 关键着力点 让“牵引力”转化为“主导力”

要真正做到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，需要在多个层面持续发力。其一是增强创新驱动能力，把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 产业升级优势，通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推进，占据技术制高点。其二是畅通要素流动，尤其是数据 技术与人才在区域间 行业间和城乡间的合理配置，防止内部循环出现“梗阻”，影响对外辐射能力。其三是推进绿色低碳转型，以“双碳”目标为牵引，加快形成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体系，在国际绿色规则制定中掌握更多话语权，使环保标准与能源效率成为参与国际循环的新优势而非新约束。

还要提升制度供给能力，推动贸易 投资 竞争 中小企业 数字经济等领域规则与国际高标准对接，在谈判中兼顾发展权益与开放承诺，形成既符合国际通行实践又适应国内发展阶段的制度体系。只有当国内大循环在创新 规则与绿色发展等关键方向上形成高能级集聚 国际循环才会被“主动拉入”一个更加稳定与可持续的轨道。

总的来看，“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”并不是简单的战略口号，而是一整套以需求升级为引擎 以产业体系为载体 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系统工程。通过做深做透国内市场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优化升级，在保持对外开放与全球合作的塑造一个更加自主 更具韧性 也更具吸引力的经济运行新格局，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“被动嵌入”走向“主动塑造”。